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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恰相反，他在讨论知行关系时，虽然有时主张知先行后，但始终坚持认为论轻重，则行为重，即把实践放在比知识更为重要的地位。

道家所说的无心之心，体道之心，就是这样的心（关于这一点，下面还要讨论）。程颐曾作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，实际上就是围绕这类问题展开讨论的。

在这里，心是真正的主体，心本身即体现了天地万物的道理。那么，怎样才能认识道呢？用道家的话说，根本的方法就是体道，即直觉体验。由喜怒哀乐之发而知其未发之体，决不是横摄式理智认识所能解决的，只能是逆觉式的本体体验。他特别强调指出，如果把心仅仅看作认知之心，把天地万物看作认识对象，以心去认识天地万物，从而获得知识，那就是滞在知识上，就是小看了心，这是程颐和理学家所不同意的。[52] 儒家以仁为最高的道德标准，以乐为最高的道德体验，仁则乐，乐则仁，有了充实的仁德，自然能体验到真正的快乐，这就是孔颜之乐。

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中国传统哲学，特别是儒家哲学，是情感体验型哲学。真是指客观事实，而不是指真情实感。真正的知识，是关于仁的知识，但仁的知识是不能从书本上或经典中学到的。

论者多以为朱熹重视道问学而忽视了尊德性，这是不对的。寿天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《杨朱篇》的作者公开主张满足肉体欲望而不顾身后之名，重形体享乐而不重精神享受。由于得道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，因此，他们又称他们的学问为体道或践道之学。

凡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，只是糟粕，不是真髓。要成为君子，就要践道。

禅宗的诃佛骂祖就是一例，它主张在个人的宗教实践中去体会，不读经，不讲论，照样可以成佛。设令抱危笃之疾，须良药之救，而不肯即服，须知神农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，则未免于愚也。所谓安身立命是自立其身、自安其命，这个命就在自己身心之内。按照禅宗思维，宗教实践就在日常生活中，就在每个人的穿衣吃饭之中，也就是在现世人生中。

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聪明，正好相反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是很突出的。他用孔子来批判理学家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主张主体人格实践，所谓真知也是个人实践基础上的经验知识。儒家提倡社会责任感，却讲自我精神快乐，道家（包括玄学）提倡超脱，又讲个人的精神自由。[6] 子贡的这句话，可有多种解释，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，由于性与天道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如何实践的问题，不是一个如何认识的问题，因此孔子不大讲。

闻见和知都是重要的，但不如行重要，因为只有行能到达圣人之地，因而是学问的完成。在农学方面，有详细的耕作技术和栽培知识，却没有植物学的分类学和一般性理论著作。

杨朱派的为我，同儒家的伦理，就其内容而言固然不同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他只是强调道德实践建立在自觉的认识之上，却毫无轻视实践的意思。

一切以个人受用为目的，以个人的实践需要为依归，在儒家固然以理想主义的形式出现，表现为伦理主义和精神超越，但也很容易导向现实中的功利主义，甚至个人主义。由此而得到的享受，是一种自我享受，并不是享受别的什么东西，如上帝的恩赐。他最关心的是现世人生的事，并不是死后或来生如何得到幸福。[2] 如果不能实行，最好不要议论，议论而不实行，只能成为佞人、巧言令色之人，这比不议论还糟糕。这一点荀子讲得很清楚，后世儒家也都是如此，理学家则更是无神论者、无鬼论者。因此知和仁是联系在一起的。

[7] 进行修身的实践活动，就是存心养性之学，也就是事天、立命之学。他们认为，真知是切身体会得来的知识，因而是真正有用的知识。

庄子所说的至人、真人、神人，都是有血有肉的人，并不是神，生活在现实中，而不是生活在彼岸。理学家强调内在的心性修养，但必须表现在道德行为上，要在洒扫应对、人伦日用中体会道理。

学《诗》是为了外交言谈和对答的需要，古人言谈都要引用《诗经》。真正要懂得善与不善，只能在道德实践中去体会，这样得来的知识是同个人的亲身经验分不开的，因而是最真实最可靠的。

如果努力为之，我未见其力不足者。只要自强不息，就是实现了天道，就能安身立命、乐天安命，不是在自身之外去立一个命。至于科学技术，则被看成是奇伎淫巧之类，一直不被重视。[38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一。

因此，这种幸福并不需要到现世之外的彼岸去寻找，不需要到上帝那里去寻找，它就在你自己的心中，在你自己的行为中，随时都可以受用，不必等到来世。所谓真，不是指逻辑上的真，也不是被科学实验所证实了的理论知识，一句话，不是关于客观事物是什么的知识，而是有关身心性命之知，也就是应当如何作人的知识，这才是真正能够受用的。

应当指出，先秦时确实出现过以名家为代表的理论思维，他们提出概念论，对名实关系以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，进行了具体的逻辑分析，提出许多富有思辨色彩的理论命题，代表了理智主义的思维方式，即概念化、形式化、逻辑化的理论思维。真人并不需要离群索居，远离人世，在现实中就能达到。

而内圣之学就是笃实践履之学。世人若以思所得谓之有，所不能及则谓之无，则天下之事亦尠矣。

但是内圣之学既然是道德实践之学，那么，外王也就变成个人道德实践在社会政治里的实际运用。但人又是感性的存在，当过分强调精神上的自为、为己，甚而提出乐天安命的哲学以满足精神需要时，感性的自我受到压抑，它就会出来说话，或者表现为实际的行动。这一点正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他写过《天论》这篇著名的著作，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命题，但是如何才能制天命？他所强调的是修治人事，却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关于天道以及如何认识天道的系统学说。

因此，孟子特别强调指出，只有圣人才能做到。但是，却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，缺乏理论性的科学著作，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

孔子有时似乎并没有完全否定鬼神的存在，但是却清楚地表明，这不是人生所迫切需要的。但是，他所谓道，并不是天道，即自然规律，而是人道，即社会政治伦理的实践原则。

恰恰相反，他在讨论知行关系时，虽然有时主张知先行后，但始终坚持认为论轻重，则行为重，即把实践放在比知识更为重要的地位。[16]《答郭希吕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五十四。